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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同性恋
「编者按：2000年12月20日晚，在中国内地颇具影响的湖南卫视《有话好说》节目推出“走近同性恋”专题，邀请男女同性恋者各一名（作家崔子恩、画家石头）和社会学家李银河来到现场，和观众一起探讨对同性恋的认识，在45分钟的节目里，现场反响热烈。以下根据节目纪录。」
主持人：马东
嘉宾：李银河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崔子恩：大学教授
石头：画家
马东：大家好，欢迎收看《有话好说》。
现在通过各种媒体，我们经常能接触到一个词──同性恋。对于这个词，很多人都采取了一种避而不谈的态度。其实我们知道，它代表的是什么人和什么事，而且也知道这些事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存在着。但是好像大家都愿意选择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好像我们中根本没有这回事，今天我们《有话好说》栏目，试着来捅破这层“窗户纸”，跟大家谈谈同性恋话题。
在开始之前呢，我想先找几位观众，随便问一问，看看大家对同性恋是什么样的概念。我随便问一位好吗？
观众１：在我的观念里，同性恋应该是男的和男的、女的和女的在一起恋爱，这就是同性恋。
马东：您周围有您认识的这样的人吗？
观众１：没有。
马东：真的没有？如果有的话，您会用什么态度对待他们？
观众１：我就像没看见一样。
马东：视而不见？
观众１：对。
马东：这是第一种态度。谢谢您！您（对观众2）来谈谈好吗？
观众２：同性恋，我感到非常反感。
马东：感到非常恶心吧？
观众２：很恶心的事。我比较热爱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马东：您觉得同性恋不是我们传统文化里应该有的东西？
观众３：对，它违背了我们古老的伦理道德。
马东：您觉得会不会是因为改革开放了，这是从外面来的一些什么新的思潮？
观众２：也许是吧。
马东：谢谢！刚才通过对周围三位的随机采访，我觉得大家可能对同性恋确实是有不同看法，各种各样的观点都有。我们的看法到底正确不正确呢？今天我们请几位朋友和我们专门聊聊这件事。
今天我们现场请来了几位朋友。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崔子恩先生是大学教授。石头小姐是画家。坐得离我最远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李银河教授。我觉得我们的问题，应该单刀直入。（面对崔子恩）您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是同性恋者的？
崔子恩：同性恋者这个词对于我来说，它可能出现于70－80年代。那是很小的时候，它就是等于我的第一个玩伴。我的生命中除去我的亲人之外第一个吸引我的人，是一个小男孩。这是很明确的一种感受。
马东：那时候您多大？
崔子恩：学龄前，但是不确定知道那是什么。
马东：当时不知道？
崔子恩：当时知道自己跟别人不很一样，跟别的人喜欢的东西，可能有一点距离。
马东：那么当您第一次接触到同性恋者一词的时候，就明确的知道我找到了？
崔子恩：我是这样的：父亲是外科医生，所以我经常看他的医学方面的书籍。我接触的第一个与同性恋有关的词，是弗洛伊德使用的“倒错”那个词。当我一看到那个词之后，就觉得跟我有关系。
马东：那时候您多大？
崔子恩：已进入大学。
马东：已经上大学了？
崔子恩：是。
马东：那我相信在您从小到上大学的过程当中，会承受很大的压力。因为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可能会用一种不同的眼光看自己。这种压力在您身上大吗？
崔子恩：一直都有，也就是现在经常所讲的身份。提到同性恋者身份，就会提到所谓的娘娘腔，我很小的时候可能属于那种比较女孩气的人，上学的时候会有一群──反正不是我的同学──跟在我后面排成一队，就会喊“一二三，假姑娘”，就这样叫我。他们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在那个时候，中国社会还没有这样一个定义。中国社会有同性恋定义，差不多是在70年代末，那时才开始承认在我们社会当中，有这样的人群。
同性恋一词，有两方面含义：一个叫同性恋者，是明确身份的；还有一个是同性恋，它是指同性性行为。同性性行为是古已有之的，但是同性恋一词应该说是现代的。同性恋者身份也是现代的，是比较现代的一个词。
马东：石头，今天把你们两位请到我们现场来，我们自己也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因为我们不会给你们作任何的技术处理，这就等于公布了您是女同性恋者的身份，这会对您今后的生活带来变化吗？
石头：对，肯定会有变化。当初我也很犹豫要不要来做这个节目。我想，我有那么多朋友，他们中也有同性恋者。我觉得想替他们来说说话，所以就不怕别的了。
马东：您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跟别人，或者自己从小的就跟很多同学不一样？
石头：对，我小时候就有对女孩子很爱护的那种感觉。后来成年之后，知道原来同性是可以在一起生活的，我特别高兴，没有什么很压抑的感觉。如果我看弗洛依德的书，或者看别的书，如果他们说是“倒错”，我就说他们错了，我没有错。
马东：您的家人知道您的性取向吗？
石头 ：对，我的弟弟哥哥都知道。
马东：父母知道吗？
石头：他们去世了。
马东：他们生前知道吗？
石头：不知道。
马东：不知道？
石头：不敢跟他们说。不过那时候也没什么，当时没什么很明确的意识，所以他们生前的时候没有特别跟他们说什么。而且我觉得个人的生活应该由自己负责任，还没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吧。
马东：看得出来您是特别独立的人。今天请来你们两位来，一位是大学教授，一位是画家，都有自己独立的生活。但是据我的了解，很多同性恋者不像你们这样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他们跟家庭的关系很紧密，甚至有的人还处在婚姻状态中。按我的想象，这些人可能会很痛苦，对吗？
崔子恩：对，有些人处理事情会麻烦一点。比如说他结了婚又有婚外的同性朋友，而他同时要处理跟他妻子和孩子的关系。这样一个全方位的多角度关系可能会有些麻烦。有的人的确很痛苦，因为他不能跟他的妻子去谈自己的真实身份，我有些朋友就是这样。他们更不能跟孩子去讲。他们在家里面是一种身份──丈夫，甚至是好丈夫，好父亲──可是到了另外一个圈子里的时候，他就可以比较自由地释放自己的本性。这样的情况是有的。但也有的人，两方面的事情都摆不平，都做不好，那就很痛苦。
马东：在我的想象中，如果周围的朋友当中，跟我认识了一段时间并跟我关系很好的朋友中，突然有一天有人告诉我说：“我是同性恋者。”那我可能会突然觉得这是人本能的反映啊！但我不知道我以下的反映对不对，即我突然就说：“您忙，您先忙。”我可能就会对他敬而远之。在你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崔子恩：没有遇到过，因为我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反而说，崔子恩如果有一天跟女孩谈恋爱，那才是天下奇闻了。
马东：您的朋友都知道您的身份？
崔子恩：我周围工作环境的人，即我的创作圈里和教育圈里的人差不多都知道我的同性恋身份。他们第一不避讳这点。
马东：第二他们可以理解您，是吗？
崔子恩：最多的是回避。回避我的人一般也不会和我有很亲密的关系，而有很亲密关系的人，从来都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他们会跟我交往得特别正常，因为他们会在跟我交往的过程中，慢慢地对自己有一个认识，比如说他们能够确认自己真的就是异性恋者。也有的人能够因此认识到自己对同性其实也很喜欢，只不过更喜欢异性而已。也有的人认识到自己其实跟我差不多，自己其实也是喜欢同性。还有一些人认识到自己是纯粹的异性恋者，这些人就没有恐惧。因为有时候我会跟他们讲，我会讲一个例子，美国乔治亚大学的一个教授──就是
亚当斯博士──他曾经对两组人做过心理测试。一组是对同性恋怀有明显敌意的，另外一组是没有敌意的，两组人都是异性恋者，或者都是号称异性恋者的。通过仪器检测的结果发现，对同性恋者明显怀有敌意的这部分人，他们怀有同性恋欲望的可能性高达80％，而另外一组人中怀有同样欲望者的比例，就要低得多。
马东：崔子恩的逻辑圈套反正已经摆好了。一会儿在观众的发言中，看您自己往不往里钻了。说到科学的统计和分析，就不能不问问李银河教授。李教授可能是几十年来，中国在同性恋研究方面最有发言权的权威。您写的《同性恋亚文化》在社会上卖得很火。根据您的调查和研究，同性恋者在正常人群中占的比例是多少？
李银河：这个比例……咱们中国还没做过全国的抽样调查，所以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是有两方面的数字可以来作佐证，一方面是国外调查的情况。比如说美国，如果要说到有同性性关系的人，在男的里面占5％。另外有一类调查就是说不管在什么样的文化里，只要有一个相当的人群存在，就有比较固定比例的人是同性恋。它不会因为国家的政策和习俗特别宽松，然后比例就上升；也不会因为国家对同性恋态度特别严厉，（比例）就下降。估计咱们中国也就是百分之三四的样子。百分之三四，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是一个很可观
的绝对数字，3600万－4800万（人），相当于欧洲的一个中等国家。我相信这些人当中的绝大多数可能都隐藏着自己的性取向，咱们中国的情况好象是这样。大多数人不告诉自己的父母，也不告诉亲友，尤其不愿意在单位里头说自己是同性恋，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慢慢地浮出水面。比如说在北京的同性恋酒吧，就有五六家了，在广州、上海这些大城市，也都纷纷出现同性恋酒吧。
马东：我们国家现行的法律，有什么规定吗？
李银河：我们中国的法律，在这方面还是挺先进的，从来没有说过同性恋非法。
马东：但是记得在刑法修改之前，原来有“流氓罪”的时候，好像经常有人会因为流氓罪──因同性恋犯了流氓罪──被抓起来。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崔子恩：对，但不是公安局，是联防队员。我的朋友跟我讲过这样的经历，就是联防爱抓人，公安局并不真正抓。
在北京有“同志”（同性恋）公园，有点类似于台北的新公园那样的小公园，是自发的。有一些“同志”到那个地方散步，或者到那个地方看“风景”，或者到那个地方去找伴侣。这种时候会有联防队员出面。现在在没有法律基础的情况下，不该会这样抓了吧。
马东：现在没有了，就是取消了流氓罪之后，已经没有了？
李银河：这种情况没有了。但是其它变相的手段可能有一些。我听到有这样的事情，就是在一个中等城市抓人──这是在网上看到的，消息不一定确切──就是听说是同性恋酒吧，然后警察就跑到里面去罚款。里面所有的顾客全部不让走，然后钱少的少罚，钱多的就多罚。从他们的做法，您可以看出无法可依。如果有法可依，人们犯了哪一条法，您应该罚3000还是罚1000，是有准的。可是他们呢？有的大概罚一二百元，有的人罚到上万元。这证明他们（指警察）是在犯法，知法犯法。是吧？
马东：如果您不给钱，警察会怎么办呢？
李银河：他会通知单位什么的。这是个人隐私，当事人自然不愿意让单位知道，因为我们的社会环境还不能很客观正常地看待同性恋者。如果被单位知道了，可能您的工作、您的家庭等等都会受到影响。
崔子恩
：封建社会流传下来的一个习惯，就是把女人地位放得比较低，同性恋者地位更低。中国社会目前依然延续着封建社会的一个做法，就是打入冷宫。像我个人的经历就是如此。比如说我在大学教书，安排教学的人更多地希望我不要太主流，不要在学校里面太红火太张扬，否则影响力太大。他是有限制的，尽管我是讲课特别好的老师。
马东：别给学校添麻烦。
崔子恩：对，现在很多人畏惧社会，也畏惧被打入冷宫。
马东：刚才我们观众当中，也有人提到了。他觉得同性恋违背我们的传统道德，违背我们的价值观念。那么我想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同性恋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后天会变成同性恋的？
石头：我也很想问一下，异性恋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我特别想知道，不然的话
，我就没法解释自己。
马东 ：觉得我的异性恋是天生的。
崔子恩：是吗？异性恋是天生的，是一种说法，不一定是事实。因为用建构主义的说法，您是被建构的，是被建构成异性恋的，被社会文化建构的。
马东：就是我认为我是天生的，您认为我是被建构出来的？
石头：不，也有天生的。
马东：李教授，通过您的研究发现，您觉得同性恋，先天的原因大一些，还是后天的原因大一些？
李银河：我想您如果要想知道同性恋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您必须得是一个，比如说脑神经专家或者是激素方面的研究专家、生理学家。我是搞社会学的，所以我真的回答不了。而且我觉得现在全世界也是没有定论的。马东
：您的研究过程中，有没有同性恋者后天被治疗成为异性恋者的？
李银河：据我所知，好像没有成功的先例。
马东：也就是说改不了？
李银河：对。
马东：什么是厌恶疗法？
崔子恩：还有精神分析疗法等，一共有13种疗法。
马东：13种疗法，13道大刑全使完了，也改不了？
李银河：对。就有最后被迫结婚了的人嘛，和异性结婚也不能完全改变，只是表面形式的改变。
马东：能不能说，因为它改不了，所以它不是一种病？
李银河：现在是这样的。7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精神病学会把它从精神病的名单里去掉了，这是在美国。但是咱们中国，它现在还在精神病的名单里。所以现在中国的大夫，也分成两派，有的认为同性恋是疾病，有的认为不是病。现在按全世界的情况看，认为它不是病的看法越来越占上风。慢慢的，咱们中国早晚──只是时间问题──会把它从精神病名单里去掉。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误解。其实弗洛伊德也讲过，同性恋本身不是病。由于一些同性恋者适应社会发生了问题，发生了心理问题，在适应的过程中，产生一些心理障碍，这倒是有可能的。有很多同性恋者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他老觉得自己跟大家不一样。
崔子恩：这种情况下他就会怀疑自己，“我是不是有病”，“我得找个心理卫生大夫看一看”。这种情况在男同性恋者的圈子里面，好像比较普遍。因为觉得与众不同是一种问题，又是跟身体有关的一个问题，那么他就会往病态上想：“我是不是有病啊？”所以他就要去找医生，不是去找所谓的心理学家。他去求医的目标本身就有错误。当然跟社会和传媒在报导时所起的宣传教育不够也有关系。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找什么人，所以他就找医生去了。这就产生了两种结果。
马东：一种是碰到一个医生，他觉得同性恋是种自然现象。医生就会跟他说：您没什么事，您回家吧，爱干嘛干嘛吧！碰到另外一个医生觉得他是病态的，就会跟他说，我这有13种治疗方法。
崔子恩：对。有一次有个人来找我，他说他各种方法都试了，但都没效果。青岛医学院的张北川医生，就是办《朋友通信》的医生，他就会跟您讲很多很多关于同性恋方面的知识和理论，还散发有关的小册子，会帮助这些人认同自己的身份，克服内心的障碍。
马东：可能做为同性恋者来说，过了自我身份认同这一关，就会活得没有那么多苦恼？
崔子恩：对，没错。说得很对，苦恼当然也会有，人生都有苦恼。但是那样苦恼就不会是特殊的苦恼，就会是跟您一样的苦恼，比如挣钱挣不够的问题了，也许是别的。比如说他爱上一个人，但那个人不爱他。异性恋里有的问题，同性恋里也会有。
马东：但对于异性恋者，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这件事，您别跟我说，我接受不了。”崔子恩：在接受不了的情况下，他会觉得这是不道德的事，是丑恶现象。关于道德，中国人是喜欢用道德来进行评判的一个民族，我们文化里面就有这方面的因素，他在对一个现象感到困惑的时候，在不能解释的时候，就采取道德评判，就说您这是不道德的。其实在我看来，不是持道德评判的这些人本身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文化本身存在问题，它
缺乏能够足够解释这种现象的能力。我们的文化不能够读解这种现象，它的语言系统，它的价值系统不够全面、不够丰富，因为我们比较单元，我们的文化比较单一，就是二元文化、二元对立
的，那其实就是一个比较一元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的文化多元了，它的价值观也就会很多了。
马东：崔子恩一元二元多元，说了好多元。李教授，我自己在接触别人的时候啊，也有人跟我说，你们谈同性恋话题不符合中国国情。我不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关于同性恋的记载？
李银河：其实这种看法，恰恰是对历史太无知了。咱们中国的古籍有很多记载。我们社会学界有位老前辈叫潘光旦，他是第一代社会学家。他在翻译蔼理士的《性心理学》的时候，专门在书后做了一个几十页的附录，把咱们中国古籍里面所有关于同性恋的记载积累了一下。据他的考察，从黄帝开始就有同性恋──就那个黄色的黄，汉代几乎每一个皇帝都有男宠。到了清代，简直是非常普遍的实践。
马东：但是李教授，很多人有这样观点，就是说男和女的结合是造物主本身设计世界的时候就决定的，或者说就是自然的，它就是这样的。现在同性之间有性关系，或者同性之间有这种爱和交往，这是不是违反自然规律的？
李银河：有人会这么说，因为咱们中国是一个挺看重生育价值的国度，所以人们容易觉得同性恋不自然或者什么的。但是为什么一定说生育才是最重要的呢？我觉得咱们中国，比如人口问题，也是从这而来的，是吧？结果是人口爆炸，所以也有这样的社会学调查，在人口压力特别大的国家，对同性恋应当是比较宽容的──但人口压力小的（国家），容易比较严厉──它起码能帮您少生一部分孩子。实际上在古希腊，男同性恋是非常普遍的实践，那它难道不自然吗？再说在动物里头也有这种行为，难道说它不自然吗？
马东：您是不是在提倡说，我们普通人，不管您是同性恋者还是异性恋者，应该对这件事有科学的态度，有充分的了解。
李银河：所以我特别喜欢一个比喻，就是说同性恋像左撇子一样。您不能说左撇子是道德问题吧，您也不能说左撇子是病吧。
马东：我自己的问题问完了。不过我相信现场的观众有他们的看法，也许会有不同的观点。反正我们都是在一起讨论嘛。
观众4：为在座的也有同性恋者，所以我很尊重你们。可是我自己还是持反对态度，因为我想，第一就是上帝造人的时候，是造男造女，所以他的目的就是要人繁衍后代，上帝开始造人的时候，就给人一个性别定位了。所以按照造物的美好愿望，人类应该是一男一女建立家庭，繁衍后代造福社会，应该是这样。
马东：要不然上帝其实只造一种性别的人就够了？
观众4：对。
马东：这事真的只有天知道了。
观众4：另外一个理由就是我觉得同性恋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第一就是家庭问题。因为如果您违背自己的性本向，去选择异性跟您结婚的话，您肯定不是非常地爱他。还有一个社会问题，我觉得会带来疾病。现在艾滋病的流行，大家都知道，谈虎色变，那艾滋病的流行范围，都是由于性关系的原因。那么我觉得同性恋──它可能有很多种原因吧，包括您性对象很多啊，还有一些性乱等等──会带来这种疾病的传播。
马东：我觉得这位朋友说得振振有辞。而且她的很多东西，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不知道你们如何看待她的这番话？
崔子恩：要说造物主造人造男造女，造亚当造夏娃。请大家好好地读一读《旧约》的“创世纪”。“创世纪”讲的是造了亚当之后，造物主会担心他很孤单，所以又造了夏娃，作为他的伴侣。不是说造了夏娃，为了让她生一个后代。
马东：我想起一句话，叫“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如果真有上帝的话，不知道他看了《有话好说》这期节目会怎么想？
崔子恩：会很高兴啊。我们这样开明地讨论这样的问题。
观众5：我个人本身是认同同性恋这件事的。而且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多地理解把同性恋为一种感情与性的取向。但社会上有一种很不公平的现象，就是对于异性恋者，总是夸大赞美他的感情，那方面有多么纯洁多么高尚，而把同性恋就很龌鹾地想象为单纯的性器官接触，或者是性方面的交流。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起源。其实在同性恋当中，感情成分也是占很大的比例。对，既然同性恋、异性恋，这是两个相对摆出来的词，那么也就是完全是感情和性两方面的事情。
马东：不要单纯把它纠结在性一类字眼上。单纯的纠结可能会引出各种各样的什么道德问题。
观众5：是。
马东：谢谢！
观众5：艾滋病的泛滥，包括其它性病泛滥，是由性放纵引起的。不是由于同性恋引起的。即使不是同性恋，异性恋者如果性滥的话，也可以造成性病的传播。因此这一观点是可以纠正的。我觉得今天谈的话题，主要是说正确认识同性恋，揭开它神秘恐怖的面纱，使社会能够正确地看待它，不要把它看作洪水猛兽，应该采取比较科学的合理的态度来看待。
马东：这就属于总结性发言了。谢谢您，谢谢！
观众6：我的态度最主要是包容和理解，同时我也很尊重。因为我学外语的缘故，多少有点自由思想。我觉得这就是人性的问题。
马东：干嘛学外语的非得有点自由思想？
观众6：我觉得现代社会的发展，人性的解
放人权的自由是大势所趋，就算别人跟自己不太一样，您也应该尊重人家的选择。
马东：对，因为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嘛。谢谢！
观众7：我觉得这期《有话好说》播出去以后，会不会整个社会大众都搞同性恋去了？我真的有这种担心，因为我是计划生育研究所的，是作人口研究的。
马东：您搞人口研究？您觉得说这期节目有可能会改变中国大部份人的性取向？我觉得这还是有点问题的，《有话好说》没那么“厉害”。
观众7：我觉得《有话好说》节目的能量很大，作为我个人，我还是反对同性恋。但是对他们我也有理解的成分，我再一次强调我的观点。
马东：谢谢！
观众8：我们开始讲了这么多理论，我这里现在有事实说话。我是《大学生周刊》的特约记者，这几天在改一篇稿子，准备上头版的。就是写大学里面的同性恋现象。我采访了好几位在校大学生，包括研究生，是同性恋者，目前为止都只是男的。我要强调一点，同性恋它并不完全是先天的，也并不完全是后天的，它是一个可变的系数。
马东：您认为是可变的。
观众8：可变的。
马东：异性恋可以变成同性恋？
观众8：我前几天采访一位大四的男孩。他到初中三年级为止，还是异性恋者，现在他上大四了21岁，他觉得自己现在已经不能接受异性恋了，只能是同性恋。
马东：我看来，他可能就是同性恋者，只是他以前不知道。但是您有没有可能把
他变成异性恋者呢？
观众8：您说我能不能把他变成异性恋者？这不是我的责任。
马东：我用词不当，对不起。我的意思是说，您说他是可变的，那您觉得他有没有可能又变回来呢？
观众8：那还是问我们的医学专家吧。
马东：谢谢，给我一点纸，我听得一脑门汗。
观众9：同性恋一般说是不好矫正，以预防为主吧。
马东：13种治疗方法没什么用，您说说怎么预防？
观众9：从儿童的时候吧，就是不要异装打扮，就是不要男孩穿女孩的衣服，不要把男孩当女孩养。
马东：女孩当男孩养，好。谢谢！
观众10：我一直很好奇。不是别的意思，您比如说那位漂亮的小姐叫石头是吧。我想问您是不是也爱孩子。您喜欢孩子吗？我是好奇。
石头：对，喜欢的。
观众10：因为同性恋者不可能有小孩是不是？
石头：为什么不可能，现代科技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我听说有两个同性恋者、两个女孩可以生孩子，用的是两个人的胚胎。这是科学的东西，我知道得不很清楚，但已经有人打听了。
马东：就是说现在我们要想生孩子，没有男人也可以，不用克隆。
观众10：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同性恋者像你们现在还年轻，那么若干年之后是不是能够还像我们建立和维持一般的正常的夫妻关系，就是异性恋者这种夫妻，能够生活很长的时间？我的意思是说到老了，是不是还会有那种很幸福的感觉，那种家的感觉？
石头：其实很简单。您就想您平时是不是有女性的朋友，是不是？而且您会发觉，如果您有女性朋友的时候，你们会交流，心里面沟通会更多，而且因为彼此在生理状况上很相同，所以会体会和关照得更多。我觉得这是肯定，不会有后顾之忧的，这些都是人的感情。不在于就是异性感情就持久，好像同性就不持久。还有，包括刚才您后面那位先生说的预防。如果是预防的话，就比如说我们要打一个感冒的疫苗，那就是感冒是不好的。因为我是“同志”（同性恋者），所以我敏感，所以要受到预防。如果你们没发觉的话，我就想，因为如果是
病毒，我们要预防，但同性恋不是病毒。
观众11：今天我首先感谢《有话好好说》节目，能够把这样的问题让大家都知道。因为平时不太关心，因为我身边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生活中也会遇到这种情况。比如这次我们做节目，接触到同性恋话题的编导和工作人员，就会突然间变得很警惕，瞧瞧这人是不是同性恋，那个是不是，我觉得没关系。我觉得《有话好好说》能够做这样一个节目，让我了解很多东西。我非常感谢。人因为不了解才会无知，我是这样认为的。我还认为，可能是因为科学技术或者是现代社会的发展，我们才会把这一主题搬到电视台来说，这是一点。还有一点，我们的教授也说了，以前我不知道，古时候也有同性恋者，我真的不知道，我以为是国外才有的。
马东：随着改革开放，进来的几只苍蝇之一？
观众11：没有，但是我认为，同性恋者也有优点，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不生小孩好。
马东：第一看来您的孩子让您挺烦的，所以现在说不要小孩好？
观众11：没有，我非常爱我的小孩。社会发展了嘛，我们国家搞计划生育，他们说亚当和夏娃，就一定要生小孩，上帝根本就没想到人口会这么多，也许人口多了。自然而然这种现象越来越多，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人口众多造成的，这事应该把上帝弄来管一管。
马东：谢谢您，也谢谢您对《有话好说》的夸奖。不过《有话好说》没那么多“好”，就一个“好”字。不是“好好说”，是“好说”。您，请站起来。
观众12：她对计划生育的理解，可能有一些偏见。
马东：您瞧，您说到人家的专业里了吧。
观众12：计划生育不说让人不生孩子，还有一部份的对象，她不生孩子这也是咱们要管的事，我们也要想办法让她生孩子。
马东
：天我们专门做一个有计划生育的节目给您宣传宣传。
观众13：对于同性恋现象呢，我觉得不应该持赞同的态度还是反对的态度。我觉得自己是理解这种现象的。我觉得同性恋现象是很自然的事情，就像有些人很喜欢猫猫狗狗，有些人对茸毛动物非常反感一样。很多时候，人家一提同性恋，就老是一直强调性方面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种感情其实是一种很自然的感情，发自内心的感情。不论是天生也好，后天也好，它就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情。我们应该理解它的存在，而不是说我赞同这件事情，我反对这件事情，也不是说我们应当提倡同性恋，或者我们应该反对同性恋，因为这本身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这是我的观点。
马东：谢谢！
观众14：我想问个问题。刚才石头小姐提了一个名词是“同志”，她称自己人群的时候，她称的是“同志”，那么就是说，她说的“同志”是不是代表他们有相同的志向，或者说有相同的目的，能不能解释一下？
石头：您解释一下吧。
崔子恩： “ 同志”一词来自香港的一个戏剧家，叫林奕华，他在1990年提出来这样一个词，“同志”有一点点所谓志同道合的意思。
马东：您不会今天从《有话好说》回去以后，再也不管别人叫同志了吧？
观众14：是，我是这样想的。就是说他们称呼“同志”，是不是有意掩盖，好像觉得讲同性恋是贬低了他们？崔子恩：用“同性恋”和“同志”，都一样有自豪感。应该说，“同志”更加强调自豪感，“同性恋”的贬义是使用者本身……就有歧视的人使用它的时候，它就具有贬义。如果不是，像刚才在座的很多人，讲话的时候，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没有歧视的意思，都很平常。就像我们说“米饭”，说“大厅”说“摄像机”说“话筒”一样，它就是一个名词，它没有褒和贬。
观众15：我想提一个问题吧，就是说同性恋者在社会上毕竟还是少数。他们在社会上生活的时候，是怎么样去发现对方，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气质啊？
崔子恩：对于我来说，不是先确认他是同性恋者，我才去喜欢他，我是先喜欢一个人，他是否是同性恋者，我不计较也不介意。也不会去追问，或者也不要去改变他。从我个人目前的经历讲，我喜欢过的人，应该说都是比较纯粹的异性恋者，这是自己的看法结合他的行为方式，觉得他们都是纯粹的异性恋者。
马东：李教授，我有一个担心啊。因为今天在座这两位同性恋者表现得非常好，而且好像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都很先进，我们的节目会不会给大众传播一种错误的观念，好像同性恋是一个很时髦的事情？
李银河：在有的地方，同性恋的确已经成为时尚。比如说在法国的最权威的文化名人和知识界，有很多人是把它当作一种生活方式来加以选择。就好象说他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他就选择这种方式。但是我觉得咱们能不能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而是把它看成一个……咱们换一个比较开阔的视角来看，比如说在古希腊──福柯特别爱讲古希腊──那个时候的人在爱和性当中，他并不是很看重对方的性别，性别是一个很不重要的因素，他看重的是美，他追求的是美，他去追求少女或者是少男，都没有关系。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来看问题呢？我觉得刚才那个女孩子就是说，她觉得这是很自然的想法，我觉得她的想法，就是像古人一样啊，我觉得咱们为什么不能够用古人的那种观点来看问题呢？
马东：您今年多大岁数？
观众13：20岁。
马东：像古人一样。
李银河：有时候我觉得这种东西挺开阔人的思路的。因为已经有一个很强的异性恋的（概念），给咱们灌输了多少年，咱们觉得用那个东西一定是可怕的，一定是会败坏社会或者怎么怎么样，其实您要是换一个角度想呢，为什么不可以呢？我国和国外关于同性恋的法律，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西方许多国家对同性恋曾经有过非常严厉的法律。比如说在中世纪的时候，他们会烧死同性恋者，在近代也有一些国家──像美国有一些州，美国各个州的法律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法律也发生着很大的变化。但是咱们中国呢，倒是从来没有说过同
性恋非法，所以这是咱们中国文化里头一个比较先进的地方吧。我觉得，咱们也不是什么地方都落后，是吧？马东：今天咱们谈了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筹备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说，你们什么东西不好谈啊，谈同性恋，怎么回答问题啊，我只有一个理由。因为我觉得在一个健康和开放的社会里面，不应该有任何事情，它明明是客观存在，大家却都对它视而不见。今天通过和李教授聊天和您两位聊天，我们懂得了很多知识。知道这些知识的同时，我自己也得到了一个特别大的收获，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就是应该尊重人和人之间的差异，尊重少数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谢谢李教授，谢谢你们两位，谢谢今天能够走进《有话好说》的演播室，在场的每一位
观众。也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
说明：记录经崔子恩先生整理，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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