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爱有度

──兼谈同性爱的几个度及艾滋病　

　·秦士德·

性欲如同食欲，是高等动物的基本欲求，与派生欲求一样，都是物种生存繁衍所必需。即所谓“食、色，性也”。性欲与食欲的异同、基本欲求与派生欲求的异同，暂不细叙。动物的性欲多伴有性器的生理活动，并指向性伴。人之性欲与动物不同的是：在生理、心理活动的基础上，还要通过思维、语言、道德、法律等伦理活动（人文关系）指向性伴，与性伴恋爱，这就是性爱。因此，性爱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人类性伴之间特有的互动关系。人们常简单地认为性爱不过是男女之间的“那回事儿”。然而从性科学的观点看，性爱涉及的是性生理、性心理、性伦理三位一体的 “立体”问题。性爱以性心理活动为中心；其下有性生理（包括生化、病理）为基础；其上有性伦理（包括性道德、性法律）为钳制。研究任何有关性爱的问题，都不能不触动这个三维立体之网。暂不谈性心理与性生理、性伦理的上下联系。单说性心理本身，它的质和量可以用有关的各种“度”来表征。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性爱质量可以由多个谱系状态的不同程度来定位。例如：从绝对异性爱到绝对同性爱之间，存在着一个“性谱”，它以双性爱为中点，可以分为７个依序的性别倾慕度（按金西分类）。又如，从白头偕老到见异思迁之间有不同程度的随遇而安，这是个执着度的“性谱”。其他如性欲的烈度、性理念的文明度，性智慧的羞耻度，性感因素的整合度，性操作的风险度，性经历的深度等等。它们都是性爱质量的控制因素。这些“谱 ”和“度”都可以联系着同性爱来讨论。在大街上不难认出一名黑肤色的人，在饭桌上不难认出一名左利手者（俗称“左撇子”），但你能一下子认出一名同性爱者吗？肤色和利手都是明显的生理表象，但同性爱则不单是深藏的心理和生理问题，而且还涉及更为复杂的人和人之间的伦理问题。具有显著心理依恋的高等动物之间的同性性行为，虽然比人类的历史更久远，但只是在近百年来性学发展之后，同性爱问题才浮出水面，为科学界所关注。一、性别倾慕度人的性别倾慕度各有不同，大多数人倾慕异性，属于异性爱。若有一个男子对任何天仙美女都毫不倾慕、毫无性欲，能够做到“坐怀不乱”，而对自己所心仪的、英俊的男性却屡屡动心、时时倾慕，这就是男性绝对同性爱者的心态。大多数人不知道或不相信会有这种事，以己度人，傻乎乎地为他们介绍对象、撮合婚姻，结果把各方都折磨得苦不堪言。

　　男同性爱者的心性在某种意义上如同一名女性绝对异性爱者。一个男性的躯体怎么会有女人的心性呢？有人认为这是生后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经历造成的。但性学家们的深入调查研究却否定了这种看法。其实，若要问异性爱者为什么要倾慕于异性，也同样是说不清的。这就像肤色的黑白、利手的左右、以及身高、胖瘦、相貌等等生理特点一样，大都是“天性使然”，是由先天基因决定的，而后天环境对它们的影响则是其次的。

　　倾慕和厌恶是人欲的两极，测度两极之间喜恶不同的性别倾慕度也就是性别厌恶度，二者互成反比。它仅是对某个性别的性爱和性交而言，不涉其他。例如，绝对的男同性爱者决不厌恶女性，而只是厌恶与女性发生性爱和性交。他可以与其他人一样尊重女性，不厌恶与各类女性进行社会交往。他在女性群体里可能人缘很好，甚至被许多女性倾慕。他绝对不会对女性进行性骚扰或性强暴（除非被人栽赃）。他对母亲、姐妹、女儿都能像其他人那样融洽相处，甚至对妻也能相敬如宾，但惟独厌恶与妻搞异性爱、向妻尽“性义务”。一句话，他对女性可以友爱、友好，但不能性爱、性交。有人把他称做“厌女症” 是极不恰当的。因为他惟独厌恶的只是被婚姻捆在床上与异性性交、插入性器（也有能插入的，那多半是厌恶度低的同性爱者或双性爱者）。这正如绝对异性爱的男性，虽然厌恶与男性性交、厌恶接触男性性器，但他们与其他男性都能融洽相处，因此不能称之为“厌男症”一样。如果不把友爱、友好与性爱、性交严加区别，就会把同性爱者当作是不会与异性友好相处的怪物，加以歧视。可惜很多人都不细辨这个事实，向同性爱者“栽赃”。

　　由于同性爱现象的相对边缘，科学界只是在近一个世纪才给予关注。他们发现同性爱在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并把它追溯到古希腊和旧帝王时代。心理学家并把个体的同性爱行为归因于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但是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同性爱行为不仅归因于人类先天脑结构的变异，而且还散见于多种禽兽之中。近来中外科学家对黄山短尾猴的联合考察发现，其雄性群体有定时的同性集团活动。低顺位个体让高顺位个体触摸阴茎或舔吸阴茎，这是它们的礼仪交往行为；它们还互相理毛、爬跨、紧紧拥抱、一同兴奋大叫；有时反向扭转，互相舔吸阴茎。专家们甚至见过猴王与一只４岁猴“相互拥抱大喊大叫的精彩表演”。可见，任何生物现象和社会现象都有其历史和现实、个体和群体的割不断的联系。目前已知同性爱者有某些脑结构和生物化学的“异常”，但其本源仍可上溯到基因的变异。随着基因科学的发展，终有可能确定其硷基对的序列的变异。这将是性心理学和现代生物学的重大突破之一。现在已经有人进行过性心理学上的基因研究。若是把性别倾慕度作为课题，深入研究一个人倾慕什么性别及其倾慕程度的基因根源，可能是最简便可行的分辨性取向的方法。除了绝对的黑肤白肤、左利右利之外，还有介乎两极之间的、程度不同的肤色和利手。例如，在介乎黑白肤色之间的黄种人中就有从偏黑到偏白的各种肤色。同样，在绝对的同性爱和异性爱之间，还有倾慕度不同的介乎同异之间的双性爱者。其中，偏重于同性爱者（相对性同性爱）被推入同性爱的圈子，偏重于异性爱者（相对性异性爱）被淹没在异性爱人群中。这就可见男男性接触者不会仅限于男同性爱者，而是波及整个男性。如果说有过双性性行为的人像黄种人那样占人群的相当多数，恐不为过。但双性爱是一片比同性爱更特殊的欠开发的处女地，有待性学深入研究。从黑到白、从左到右、从同到异，构成了不同的“色光”谱系，使世界变得五彩斑斓。但是占优势的主流人群常把占少数的弱势人群称为“黑鬼子”、“左撇子”、“二尾子”。弱势人群最易被歧视、侮辱、迫害、诈骗、勒索、乃至杀戳，导致很多不该有的人间悲剧。为此，众多先进有识之士如爱因斯坦、罗素、房龙等呼吁人间要宽容、理解、和谐和公正。然而，只有人文科学之光普照大地之时，才能真正实现这些愿望。二、性伴执着度不论同性爱或异性爱，人们对性伴的执着度也各有不同。执着度又叫专一度，它的反面是变易度或更新度，都是指见异思迁的程度，这两极之间也存在着连续的性谱。例如，有的人“非你不爱”、执着专一、白头偕老、从一而终。这种百分之百的执着常见于女同性爱者，若有一方“不忠”或有变，就会闹得你死我活，甚或闹出命案来。有的人“水性杨花”、见异思迁、喜新厌旧、随遇而安。这种百分之百的的更新度常见于男同性爱者，他们四处寻觅、频繁更友，常被染上性病或惹出官司来。介乎缠绵胶着和飘萍流水之间，人们各自有“谱状”分布的程度不一的执着度。一旦性伴双方的执着度叠加起来，就有了万花筒般聚聚散散、分分合合的性伴世界。有人根据艾滋病在男同性爱者中的流行特点，片面地把所有同性爱者当作易染艾滋病的高危者。其实，不论在同性爱或异性爱者人群中，只有那些对性伴执着度偏低、性伴更替频率较高的人，如男妓、女妓或嫖客才属于高危人群。此外，某些男同性爱者由于具有英俊性感、性欲强烈、找伴容易、不易暴露等“更新优势”，其执着度特低、更新度特高，因而具有特大的风险，他们可算是最严重的高危人群，应是控防艾滋病的重要对象。但是要找到他们并改变他们谈何容易。只有艾滋病医生经常叹息：“这么一个好小伙子，怎么就得了这种病呢？” 传统的性观念认为见异思迁的人罪莫大焉。他们认为从一而终者是“圣人”、应立旌表；喜新厌旧者是“色狼”、罪该万死。然而生物学家屡屡证明，高等动物的性伴关系几乎都是见异思迁的。例如，自然界中极少有一种能厮守４年的哺乳动物物种。只有人类在伦理道德的钳制之下，才变得“禽兽不如”或美其名曰“超越禽兽”。那些常被传统道学家赞誉的仙鹤、天鹅、鸳鸯等等，只在育雏阶段才实行较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在它们之中极难找到从一而终的例证。人类学家也指出：“喜新厌旧和永不满足是人类的天性”，“天天见异、怎不思迁”，并谑称之为“肯妮基现象”。他们发现，真正的爱的激情只能维持１８┄３０个月，此后，就平淡地过下去。其中有的人则经历了“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４个阶段而终于离异。像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样的执着度不是没有，而是极少，否则也不会被那些热心教化的人奉为“圣人”和“经典”传颂不已。那些执着度偏低的人，则在社会道德的舆论下，勉为其难地过着“喜新不厌旧、风流不下流”的生活；而那些执着度最低的人终于沦为“色狼”，被人们认作是后天的品质恶劣、缺乏教养，而不关注其所以成为“色狼”的本性。

　　遏制那些具有低“执着度”、高“更新度”的男同性爱者和其他高危人群的滥交行为是必要的。但对高等动物“见异思迁”这一普遍特性也应客观地认识其本质。见异思迁在生理上有助于实现生物种群的杂交优势，提高物种质量；在心理上有助于满足喜新厌旧的精神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在伦理上它将随着社会进步而呈现新的性结合形式。例如，原始人类是在几百万年的见异思迁过程中进化而来的，只是在近一万年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才有了逐渐演进的婚姻制度，依序由群婚、杂婚、对偶婚直到出现了专偶婚，在伦理上肯定了一夫一妻制。当前，国内外社会的性实践表明，专偶制正向新的高度回归：家庭的小型化、核心化、松散化、多元化，连儿童们也很少玩“过家家” 了；离婚者、同居者、试婚者、性病患者的增多；扫黄难度的增大等都是例证，使那些逆潮流而动者，颇有螳臂挡车之感。据调查，在３０－６０岁的男女中，９０％都有见异思迁的“邪念”，不管这个结论有无“水分”，你自己扪心自问也就够了。科学地驾驳“见异思迁”的历史脚步，适度地提醒人们加强对性伴的执着度，尽量减少性伴数目，有助于使与性相关的社会工作顺流而动，事半功倍。早在“五四”时期，教育家蔡元培就提出了废除姓氏、婚姻和家庭的主张，可见他看透了人类性伴的执着度。但这一主张太超前了，难免使人惊恐和唾骂。比起当初坚持地球是绕日而行的布鲁诺和发现肺循环的塞尔维特两位大学者都被火刑烧死，蔡元培算是万幸的了，也可见我们民族的宽容度是很大的了。三、性欲的烈度性欲的烈度和对性伴的执着度，虽有联系，但有区别。执着度是指见异而迁、更换性伴的频度，是由双方叠加、互有影响的。而烈度则是指个人追求泄欲的程度。例如，有的人恬淡寡欲，多日甚至多年不性交也不“挠心”，头脑里有各种“杂事”，就是没有性事。这类人就像执着度高的人，也被称为“圣人”。而有的人欲火难熬，一日性交多次仍然色欲不减，头脑中时常想着性事，甚至出现“越规”行为。这类人就像执着度低的人，也被称为“色狼”。大多数人性欲的烈度介乎“圣人”和“色狼”之间，其后果只得看个人的“修养”和 “命运”了。某些同性爱者其执着度既低、性烈度又高；既见异思迁、又嗜欲无度。这种“双料色狼”可说是艾滋病的最高危人群了。大家怎样来 “空手套白狼”，还是很值得研究的。

　　一提到要控制高危人群中的艾滋病流行，“宣传教育”四个字就会脱口而出。至于“谁来教？教给谁？教什么？怎么教？”却没有下文。人们总是把宣教停留在口号阶段，拿不出“实打实”的办法来。这也难怪，因为人的“欲火”有时真得太炽烈了。以食欲为例，不管营养家怎样呼吁，也挡不住那些饕餮汉越来越胖。媒体上天天披露着性的悲剧，但媒体只有炒作的份儿，难有遏制的能量。

　　严格说来，性欲和爱欲是有区别的。性欲偏重于生理、偏重于兽性；而爱欲偏重于心理、偏重于人性。二者虽然交织在一起，但每人的侧重不同。有的人偏重于性欲，匆匆性交、不言其他；有的人偏重于爱欲，只在耳鬓厮磨，不忙于“入港”，甚至连肉体也不接触，类似于柏拉图式的爱情或网上爱情（网恋）。有的人还有“两套班子”，供性交的“一套”、供谈爱的“一套”，在《金瓶梅》里就有典型。有的人在歌妓或情人中也有类似安排。

　　“恋网”和“网恋”是信息时代的新“产品”，二者都与上瘾、成癖、着迷相关。“恋网”不一定涉及性爱、而“网恋”则可能在网上爱得死去活来。一旦会面，极少能成秦晋之好、大都受惊落荒而逃。性欲没实现，爱欲也完蛋了。

　　两个性伴之间若是性欲烈度和爱欲烈度不相匹配，一个急燎燎（多为男性）、一个慢悠悠（多为女性），则需耐心磨合，否则常因不合拍而分手。真正的性爱，应该是先从爱欲开始，再到性欲操作，这是人类文明作爱的特点。如同举行奥林匹克赛事那样，先以朦胧的爱欲火种为前导，逐步传递爱情的火炬，最后点燃性欲的大火，蔚为壮观。如果直接“放火”，就未免太兽性了。“玩火”吃亏的多半是这种人。

　　大火熄灭之后，显得特别黑暗。性高潮之后，大都进入“不应期”、转入沉睡。这时，再强大的挑逗往往也引不起“性”趣来。甚至对性事特别厌恶。当然，性事员（与炊事员相比照，即商业性性工作者）伪装者例外。达到性高潮的速度和进入不应期的长短因人而异。如果没达高潮的一方烈度不减，又不了解对方烈度的大起大落，就会立即引发“性矛盾”，若是闹到法庭上，常以“性情不合”而判离。

　　除了食欲、性欲这两个基本人欲之外，广义的人欲还包括名欲、利欲以及各种各样的入迷、追星、怪癖、上瘾等等。仅仅上瘾就又有烟瘾、酒瘾、茶瘾、药瘾、毒瘾、赌瘾、上网瘾、游戏机瘾等等。它们也各有其不同的执着度和烈度，有的可以自拔，有的越陷越深，因人因环境而异。这些人欲更常与性欲相结合，增加了遏制高危人群中艾滋病流行的难度。那些“超越禽兽”的战争、腐败、堕落都与诸种人欲有关。《圣经》中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老子》说得更简练：“人心惟危”。可见，没有人欲不成为社会；而有了人欲，又毁了社会。我们能不能找出一个“中庸之道”，使社会走向康庄大道呢？这就要靠人的理性了。

　　四、性理念的文明度　　“理”和“欲”是人类所独有的一种矛盾。或者说，理性和人欲是人性的两极。“理”总是要管制些什么、禁止些什么，而“欲”总是要突破些什么、争取些什么。性理念从属于理性，是管制“性欲横流”的“闸门”。它的封闭或开放就是性禁锢和性放纵。这两个弊端都不可取，而位于这个“性谱”中点的是性节制，其最佳状态是由性理念的文明度决定的。

　　要做好性节制，先要了解理性和人欲的辩证关系。理性是一种人文智慧，包括科学、道德、法律、政治、宗教、艺术等等，它们追求的是真善美，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而人欲则是一种生存意图，它包括基本的性欲、食欲和派生的名欲、利欲、权欲等内容。它们追求的是生存繁衍，为高等动物和人类所固有而经久难变。

　　在理性中，科学追求的是真，关乎真理观。它要求实事求是，它根据物质的进化而依序有物理、生理、心理、伦理、哲理五个层次，各个层次都有许多与性相关的问题。道德、法律、政治、宗教等追求的是善，关乎价值观。它要求趋利避害，它的阵容强大，是人类用来钳制性欲的最严厉、最多样化的武器。艺术追求的是美，关乎审美观。它综合了真与善，创造了不同形式的艺术品，其中“性美”是其极重要的一支。

　　人们常误以为理性就是真善美，而人欲、尤其是性欲就是假恶丑。他们认为理性是强大的、万能的、救苦救难的、永恒不变的，而性欲则是下流的、万恶的、败坏人性的、值得咒诅的。其实，理性只不过是一种相对认识或相对真理，理性并不总是那么好，性欲并不总是那么坏。理性往往是真善美和假恶丑的混合体，因时间、地域和条件的不同有不同的文明度。有理和无理、真善美和假恶丑的地位和作用是可变的。理性的正确性和钳制力是有限的。真善美是在与假恶丑的争战中发展进步的。性理念就是主战场之一，双方的争战有时是极为惨烈的。例如，在中国的宋明理学和欧洲的中世纪，道学家们和宗教家们都认为自己是有理的，自己就代表真理。他们高举着邪恶的理性黑旗向人欲和性欲开刀，迫害了无数“贞女节妇”和追求性乐的人。缠足和纤腰也是他们杀人不见血的产品。幸有文艺复兴和五四运动作为他们的反动，使人们从性禁锢中部分地解放出来。但是战斗正未有穷期，封建遗毒和宗教势力仍在中外大地上逡巡，性无知、性偏见和性歧视冒充“理性”，仍然是人们的“性枷锁”。例如，有的青年把勃起当作“下流”而自切阴茎；有的因性欲难熬把异物塞入肛门或阴道而致死；有的把同性爱者当作怪物而强迫成婚……种种性生理、性心理、性伦理的谬误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和危害远比性病艾滋病多得多。

　　文明度可以做为性理念中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比度。以“圣人” 自居的卫道士们，排斥各种异己、打杀各种异类，把伪善当作清高，满口是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这与法西斯的心理根源是同宗的，这是绝对的不文明。而为了提高人民的性生活质量、以性学观点追求真善美、提倡性的宽容和理解、推动社会进步，则具有很大的文明度。含有真理、公理、学理的性理念，有助于正确地认识性爱、处置性欲。而含有歪理、邪理、谬理的性理念则有害于身心和社会。总之，科学与谬误的关系是互动的，二者的消长决定了性理念的文明度。

　　对于某个具体的性问题，由于每人的认识不同，其性理念的文明度也各不相同。以同性爱为例，不论当事人或旁观者，在性理念上都有不同的文明度。例如，有的同性爱者生而自悟，长而自知，善待自我，欢愉终生；有的毫不介意自己的性爱倾向，随着大流结婚生子，终生不知自己是同性爱者；有的欲火难熬却谴责自己下流，自艾自怨、痛苦万分；有的迫切要求做变性手术，“还我自我”。而在旁观者中，则有的认为同性爱不可思议、不可能有；有的认为同性爱者非我族类、道德败坏，必须挞伐；有的认为各种性爱并存是“性花”齐放、壮观有趣，因而宽容为怀、协手共进。由此可见，性理念的文明度因人因事而异，差异是巨大的。

　　在正确的性理念开导之下，恰到好处的、有节制的性活动至少应做到“四不”。即：（１）不传播性病，（２）不多生劣生，（３）不伤害身心，（４）不扰乱社会。对于某些男同性爱者来说，第二项最易做到，而第一项最难达到。为了遏制性病艾滋病，可以采取慎重交友、减少性伴、用阴茎套、使用性具、皮粘性交等措施。它们虽有缺点，但仍是值得提倡的。然而头脑中充满着性歧视、性无知和性伪善的人把提倡者说成是教唆犯、猎艳者、不正经。自己扮演着卫道士的“猛虎”角色，却把别人说成“色狼”，把好端端的预防措施糟蹋了。可见，要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首先要有科学的、文明的性理念来驱动，赶走头脑中的“猛虎”，摘下“有色眼镜”，“色狼”说不定还是个真正的正人君子呢。五、性智慧的羞耻度

　　在人性中，有理性和私欲两极，在理性中又有智慧和愚蠢两极。人们常按价值观把理性、智慧一方归属于真善美，把私欲、愚蠢一方归属于假恶丑。其实，任何两极都是一把“双刃剑”，都是相对的、共存的、有条件的、可转变的。

　　在理性中，或在性理念中，有关性的智慧和愚蠢也是如此。二者可用羞耻度来衡量。人们把知羞耻当作智慧、知耻、知止（自止、有度），把不知羞耻当作愚蠢、可耻、无耻（放纵、无度）

　　人性包括私欲和理性,私欲包括倾慕、趋利及厌恶、避害;理性包括（性）智慧（真善美）：知羞耻、知耻；（知止）、自止、有度；（性）愚蠢（假恶丑）：不知耻、无耻；（无止）、放纵、无度。从知耻到无耻之间的“度”总是依智慧的情况而多变的。

　　以裸体为例，在婴儿、在原始人或在天体主义者的群体中，不以裸体为耻；在浴场中，人们也不以穿泳装的半裸为耻；而在许多公共场所，裸体，包括半裸体，就是不知羞耻了。可见羞耻度这个“性谱” 也是因条件之不同而有两极的。例如，在有的地区可以公开演出各种性动作、性杂技和变性人（“人妖”）表演；在另些地区的女性则必须笑不露齿、甚至连面庞也不许露出来；而介乎中间状态的地区，对半裸的维娜斯和全裸的大卫雕像则有不同的容纳度。又例如，有的人当众全裸不以为耻，有的人则一见生人就脸红。在各个社会中，从童男、贞女，到同居者、试婚者，到性事员、嫖客，都有各自不同的性智慧（或性愚蠢）及其相应的性羞耻度（或性无耻度）。不知羞耻的婴儿是可爱的，不知羞耻的大人是可厌的，区别就在于二者之间有无智慧。

　　在“理”和“欲”的争战中，性理念这个主战场又有三个分战场：高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性伦理之战，如人伦和乱伦；中层的是人与羞耻的性心理之战，如隐私和揭私；基层的是人与勃起的性生理之战，如裸体和穿衣。基层的战火，早在远古人类有了性智慧要穿裤子的时代就点燃了。借助《圣经》中的神话，可以说明这一点。

　　《圣经·创世纪》的故事说：神创造的一对人类祖先，在狡猾的蛇的引诱下私欲膨胀、偷吃了禁果（知善恶树上的智慧果）才发现赤身裸体是可羞耻的，用无花果树叶遮起阴私，因而被神揭私，被神咒诅，使子孙后代永远受苦。至于无花果叶子后来怎样变成了裤子和衣着并不重要。关键问题是：为什么私欲膨胀、偷来智慧、就得遮起阴私并因而受苦？从私欲、到智慧、到阴私、到受苦为什么是一条因果链？

　　在一百多种灵长类动物中，人类的阴茎是最大的，它勃起时的膨胀度也是最大的。在少数有经血的动物中，女人的经血量是最大的。一般动物只在有限的时间内才有性欲，而人的性欲则是“全天候”的，只要环境允许，随时都可以迸发出来。人类虽有这样强大的性优势，但男女双方之间的性欲并不总是能同步发作、一见钟情、立即配合的。于是就有了性爱双方“斗智”的需要；有了用树叶掩蔽不时勃起的阴茎和不时出现的经血、把阴部之私（阴私）隐藏起来的需要；有了偷吃禁果偷着“干”的需要。至今，在南太平洋许多岛屿上的土著，都佩带着硕大而美丽的自制阴茎套，女性也有特别装饰的树叶裙，既能隐蔽自己的性意图、又能勾引异性的青睐。这与现代社会争奇斗艳的衣着一样，都有双重的性功能。此外，在土著的村落中还有特设的神秘草屋，供性伴们把更多的隐私隐蔽起来。当前的天体主义者主张人们裸体、裸浴、裸奔，这不太符合“上帝的旨意”或人类的天性，恐难发展下去。性禁锢主义者把全身用黑衣黑纱遮盖起来，也未免过分。其实，世界上服装业、首饰业、化妆业、美容业的兴旺，才是人性的主流。

　　庄子说：小鸟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鸟鼠之类的欲求简单，过着逍遥的生活，同类间不过是偶有争斗，用不着什么智慧，更不需要知羞耻。人类的性欲发达、私欲膨胀，偷吃了知善恶树上的智慧禁果，知道了羞耻，穿上了裤子。阴私后来又发展成种种隐私。他们那永不满足的私欲追求着众多的子嗣和财富、更富的生活和享受，以为这就是善。他们却不重视绵延的战争、腐败的灾难、人口的猛增、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浪费所带来的恶。人们通常把智慧和聪明当作好事，但“万能的神”却不这样看。神认为人偷了智慧果是犯了“原罪”，只好世代受苦。无独有偶，在老子的经典里和庄子的故事里，也主张“绝圣弃智”。《老子》中说：“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外国的上帝和中国的圣人都不把智慧当作“善”而是当作“恶”，他们反对人有 “智慧”而提出“愚民政策”。可见，智慧和愚蠢、善和恶、知耻和无耻，总是相伴而行，甚至是“善高一尺，恶高一丈”。正如黑格尔和马克思指出的善恶辩证法：私有制度的恶成就了社会发展的善。而不知羞耻、放纵无度就会使潘多拉魔盒不断地向人间施放苦难，艾滋病就是最新的一个。　　人们常提出对付私欲和自私要用自尊、自爱、自强、自重、自立。这也可说是要“知羞耻”。知羞耻说到底就是“知止”、“自止”、 “自知”。明知性病艾滋病的危害严重，就要自知“有度”。在物欲和性欲的大潮中绝对的“止”是不可能的，但应驾驳好自己的航船、尽量不去冒风险，以《老子》的“自知者明”、“自胜者强”自勉。

六、性习俗的流行度　

　智慧有时还与习俗相对立。智慧常具有创新性和发展性，较多地涉及真善美，而习俗常具有保守性和滞后性，较多地涉及假恶丑。最早的性习俗起源于性崇拜，反映在古代的许多岩画中：硕大的性器、夸张的性动作、众多的子嗣，形象地说明古人懂得了性是“生产力再生产”的必要手段。要使生活更美好，就要多有子嗣，就要崇拜性（包括男女性器和性交）。直到如今，还能在偏远地区的山野中见到用来祈求子嗣的石雕性器。

　　文字是历史上约定俗成的产物。性崇拜也溶化在某些汉字的形象中。例如“公”字，其上部是八字胡须，其下部是男性阴毛的正三角分布样式，“雄、宏”等是其衍生字。又如“且”字是阴茎的形象， “祖、助”等是其衍生字。“比”字是阴门的形象，“妣、屁”等是其衍生字。“マ”在日语中读“妈”，全世界众口一声，代表女性阴毛的倒三角分布样式，“予、矛”等是其衍生字。而“玄”字则是两个三角的上下叠合。这些“性符”在汉字中并不少见。在《老子》首章就称颂女性性器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接着又说：“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有的专家干脆就把《老子》当作一部有关古代性文化的巨著来研究。

　　如果说在性习俗上汉族人是用字词来做“性文章”的话，犹太人则是在阴茎包皮上做起“性手术”来。割包皮是犹太民族和犹太教的习俗，也起源于多求子嗣的性崇拜。在《圣经》中，上帝规定婴儿必须在生后第８天行割礼。如果耶稣圣诞于１２月２５日的话，就应在第８天之后的元旦行割礼。没承想后来罗马教会规定的“割包皮庆元旦”竟使全世界人民沾了千余年的光。更没承想的是犹太人却因此受了苦：希特勒用脱裤子查包皮的方法来查明犹太人的身份一律杀戳。性习俗和性智慧引起的祸福之变，连上帝和耶稣也始料不及。

　　把割包皮和庆元旦联系起来似乎不雅，但却是符合“真善美”的。它真的是《圣经》和教皇的圣谕；善的是割包皮可以不患阴茎癌、少患性病、有助于生育和健康；美的是“上帝造物、无物不美。”《庄子》也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道在屎溺”。只有人的习惯势力才把包皮和屎溺贬入不雅；只有人才把非洲女孩的阴蒂包皮也割掉，造成不必要的痛苦。可见，假恶丑总是与真善美形影不离的。

　　割礼是把多余的包皮割掉，婚礼则是把不足的婚姻包装起来。它比割礼的流传度更为普遍，它导致的祸福之变比比皆是。婚姻本来是一项把性交生育与政治经济捆绑在一起的契约合同，在我国只要律法承认，婚姻即可成立，婚礼则可有可无。但在人类习俗中没有一项契约合同在签署时要像婚礼那样大操大办、郑重其事。它看起来富丽堂皇、信誓旦旦，而实质上往往朝不保夕、脆弱无比。人们怕婚姻多变、见异思迁，于是就用婚礼包装、做给人看。《老子》说：“礼”是 “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当忠诚和信誉消遁之时，伪善的礼就可能引发“祸乱”。若想要把婚姻搞踏实一些，不如少用假“礼”而多用真“理”──按性学的道理去办。如果说割礼还有“防病促生”的积极意义，那么铺张浪费的婚礼只能算是一种陋习了。

　　割礼有男性女性之分，婚礼有异性同性之别，其流行状况和具体操作因时代和地域不同而有极大差异。这由人类学家、民俗学家们来研究。但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同性爱者的婚姻和婚礼。按说，同性爱者不该掺和到异性爱婚姻中去，更没有必要去赶时髦举办婚礼。因为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的法律不同意也顾不上给同性爱者办结婚证书。你可以随便举行婚礼，但除了浪费财物、“丢人现眼”之外，不会有什么结果。更何况很多的异性爱者巴不得从“围城”、从“鸟笼”里飞出来，同性爱者又何必自投“罗网”呢。君不见异性爱者在婚前婚后为了生育生产、瓜分财产、处理遗产、情人聚散的众多麻烦忙得不可开交，同性爱者就不必再去添乱了。

　　割礼一生只有一次，婚礼也大多如是。庆祝割礼的元旦一年一度，庆祝金婚、银婚的礼仪十年换届，这些都不是普遍的性习俗，偶有为之，也不过是“人间风情”无可厚非。在性习俗中最普遍而“不善” 的就是“性骂”了。在中国，有所谓“核心”“性骂”的三个字，分别是指男女性器和性交。尽管各地各时代的性骂不同、形式繁多，但骂起来无不顺口而至、琅琅上口、痛快淋漓。鲁迅先生指出的“国骂”： “他妈的”之类，已是属于“边缘”“性骂”了。无独有偶，在英语世界里也有类似的３－４个“核心”性骂的字，都是由４个字母组成的。可见“性骂”具有跨文化的简洁性、准确性和严密性。只这么几个简练的字就为大半个人类提供了张口就骂、“性口喷人”的武器，这可能是性崇拜的“活化石”，其心理、伦理意义不必细叙。但人们为什么把性器和性交深藏于私下、而让它从上面脱口而出呢？或可以用《老子》的“阴谋”来说明：“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予之。”原来这也是“智愚”之斗啊！

七、性感因素的整合度　性感因素是引发性倾慕、性兴趣、性好感的某些特点，如性别、年龄、相貌、体态、肤色、发型、气质、言谈、行为、衣着……等等。有的人只要一个或几个特殊的因素就能引起强烈的性感。有的人则需要多个因素整合在一起才能产生“性”趣。可见性感因素的整合度是因人而异的一种“欣赏水平”。

　　一般说来“异性相吸”。性别是一个重要的性感因素。而同性爱的存在却推翻了这个“绝对规律”。但是，同性爱者所“吸”的同性却不一定是同性爱者，而可能是一位异性爱者或双性爱者。这就使社会出现了同性爱者之外的男男问题。同样，异性爱者所“吸”的异性也可能是位同性爱者。这样，双方就不会发展起性爱关系，常是一方陷入痛苦的单相思，而另一方则因被纠缠而烦得要命。因此，在寻找性伴时最好先摸清各自的性感整合度，若在性别这个关键因素上不是 “门当户对”，就不必穷追不舍或自做多情，以免“浪费感情”。

　　性别只是主要的、而不是惟一的性感因素。它有时与年龄因素相结合，因而有的人喜欢老夫，有的人喜欢少妻。双方年龄相差可达几十岁，如同隔代之人却恩爱有加。对此无知者或好奇者常以为年少的一方是图谋遗产，却不知他们之间真有性爱（图财的也有）。在同性爱者中，恋老的和恋少的也不少见，但与异性爱者相同的是：同性爱者的大多数也对２０岁上下的年青人最为眷爱。在“急不择食”的情况下，年龄因素则都可有宽限。

　　相貌是多种性感因素综合在一起的人体特征，因而具有最大的整合度。例如，五官的形状、大小和配置，肤色、毛发的化妆和千变万化，……种种特点组合在一起使亿万个面孔各不相同。由于每个人的选美心态或性感取舍度各有不同，因而有的人对某种面貌看着“顺眼”、一见钟情；有的人需长期“观摩”、渐生好感；有的人则拒之千里、落荒而逃。这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你看着好的我看着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难以撮合出真正的性爱的。

　　性感因素在一个人身上并不是持久不变的，它的改变、减少或消失常使性伴执着度减低，因而见异思迁。幸有性伦理的钳制才使“蜂蝶们”较少地“飞出墙外”。

　　性感因素较多的人，其“卖点”较多，较易“招蜂惹蝶”，其风流韵事也较多。他们常以性格不合为借口，与性伴各奔东西。这属于 “高危人群”，但至今还没有足够高的“墙”能挡住他们。

　　男女同性爱者之间是不存在性感因素的，其整合度为零，但为了迎合世俗的婚姻大潮、避人耳目，有的男女同性爱者故意结成对子，虽然同床异梦，却能各有所爱、各有情人、互不干涉。这种做法颇有新意，或有可取之处。

　　还有些极少见的性感因素匪夷所思。例如恋父恋母的辈份之恋，甚至还有祖孙之恋，都被认作乱伦。又有的人恋物不恋人，单恋异性服装或偷恋别人的内衣、内裤、袜子等。还有的人恋兽、恋禽、恋屎、恋尿、恋尸等等。这些“移情别恋”比性病、艾滋病的危害小得多，也算不上品德问题，但人们对它的处置常严厉得多，实在不公平。你若发现这些“异恋”，不要张张扬扬地把他们送到派出所，而应悄悄介绍到性心理专家那里，你就功德无量了。因为他们有他们的难处，他们又没有招惹你什么，宽容一些，放他一马就是了。

八、性操作的风险度

　　性操作是通过接近、接触、插入三个由较疏远到较密切的方式达到高潮的。它面临着怀孕、染病和伤害身心三大风险。随着关系的由远及近、由疏到亲，其性操作的风险度也越来越大。回顾在动物进化的几亿年中，性操作也是由性接近、性接触、性插入三个阶段逐步发展起来的。

　　鱼蛙之类的较低级动物，雌雄在水中相互接近，排卵排精于水中就可以授精。它们确实做到了“男女授受不亲”，既是“贞操的典范”，又不会染上“性病”。待进化到了龟蛇等爬行动物，性操作就需要相互接触，并有性器插入进行体内受精了。到了高等动物，事情变得更 “下流”，在生理性交的基础上出现了争风吃醋、竞争打斗、抢占性伴等心理过程。不但会受到心理伤害，而且有染患寄生虫和皮肤病的危险。到了人类，性操作更是动用了眼耳鼻舌身的全身解数，这就是爱的过程。它从眉来眼去、甜言蜜语开始，到碰鼻吮舌、按摩全身、性器插入为止，这不单是一个高级的性心理过程，而且是一个步步深入的性伦理过程。因为眉来眼去、甜言蜜语这种初始过程是允许的，而全身乱摸、随便插入则是性伦理的大忌，会导致严重的社会悲剧，具有最大的风险度。

　　性操作通常是一个双人互动的过程，若是双方情愿、密切合作，则有可能达到性高潮，而只要有一方在某一个阶段上不再合作或疏远起来，性操作就被认作性骚扰，乃至性侵害。可见在性爱进展中，双方的疏密度决定了性操作的深度。若只有单方面追求“深度”，那就是性暴力，为性伦理所绝对禁止。可惜，性伦理的全部“武装”也对付不了当前的许多“婚内强暴”。

　　正规的性操作在插入阶段通常是粘膜对粘膜（粘粘性交）的剧烈磨擦，这是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最危险时刻，这时很少有人能提前用阴茎套或阴道套把双方粘膜隔离开来。由于粘膜极其薄嫩，肉眼看不见的小小裂隙就足以通过亿万个病毒和病菌。皮肤则厚韧得多，如果没有裂口，病原体是很难通过的。因此，如果提倡粘膜对皮肤的性交（粘皮性交），如相互手交等，传染病的风险就会小得多。

　　在粘粘性交中，尿道、阴道、肛门、口腔的粘膜都有可能参与，而在粘皮性交中接触面大大缩小，只有龟头粘膜参与，性交中若能进一步躲开龟头，如用套或只施行皮皮性交，则更为安全。人们往往不习惯或不相信粘皮或皮皮性交能“过瘾”，这是缺乏创新精神。如果认真操作一下，逐渐熟练地在广阔的皮肤上驰骋，可能更令人销魂。为了防病救命、减少风险，性操作不妨走一条新路、试一条捷径。

　　在性操作中，除了意外妊娠和染病两个常见的风险外，还有因性强暴引起的身体伤害和一些较少见的意外伤害。如年长者因用力过度而发生心或脑卒中、在深吻时因“过爱”或“过狠”而咬断舌尖、在口交时咬伤、乃至咬断阴茎、在颈侧吮吻时可能刺激了颈动脉窦的植物神经而发生休克昏迷。

　　满意的性操作有接近、接触的“前戏”阶段和渐入佳境的“高潮” 阶段。若能把握其疏密度、减少其风险度，性的交往是一套很好的 “保健操”，有益于健康。但也有做过了头的。例如虐恋者和恋虐者，他们相互以打骂虐待为乐，其烈度轻重不等。有的伤痕累累、不忍卒睹，但都自得其乐，从不报案。

　　手淫自慰是正常的泄欲手段，若操作得当，是最没有风险的。但有的人用异物代替了手指，把灯泡插入阴道、把酒瓶插入肛门、把电线插入尿道、把阴茎插入螺母……等等，这种替代性手淫常导致伤亡。更有的人由自慰发展为自虐乃至自缢（性窒息），这些都常被媒体炒作。可见人类宣泄性欲的极大欢乐和压抑性欲的极大痛苦是任何其他动物所不能比拟的。大喜大悲、大善大恶也只有人类才会有。

　　性压抑或性饥渴在实现了“小康”之后更会凸显出来，因为“食、色，性也”，“饱暖思淫欲”是从物欲到人欲的客观必然。但是， “一日三餐”好解决，“三日一性”不好办；性观念文明的人好办， “谈性色变”的人难办；富有性感的人好办，缺乏性感的人难办。尤其是一些病人、残疾人、单身者、出差者、同性爱者、相貌丑陋者、身陷囹圄者、……他们的肚子不难填饱，他们的性欲却难宣泄。

　　有一个不得已而求其次的、人道主义的好办法，就是把人欲转成物欲，把性伴转成性具。人造性具大的如橡皮人，小的如男女生殖器，不但可以在家中私藏使用，也可开店推广。多年实践证明，人造性具是最安全最无风险的泄欲工具，其满足性欲的能力往往不亚于肉体，甚至大为超过，令某些人爱不释手、乐不思蜀。它的卫生要求只不过如碗筷一样，用前用后清洗消毒即可。现代社会使用了无数高精尖的代眼代耳代鼻代口代手代足的工具，若有代性的性具跻身其中，其贡献可能“夺冠”。可惜它一直被污蔑为“淫具”，大多数人没见过它，甚至没听说过。把这么一个控防艾滋病的“英雄”贬入冷宫，真是太不人道了。

九、性经历的深度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幅独特的画卷，决定于个体的内外环境。其中的性经历又各具独特的笔触，决定于不同程度的性结构，包括：性别倾慕度、性伴执着度、性欲的烈度、性理念的文明度、性感因素的整合度、性操作的风险度等等。可见，人们的性经历既有个性，又有共性。有的人“老婆孩子热炕头”、粗茶淡饭度一生；有的人事业美人闹辉煌、大喜大悲去无踪。不论怎样，大家的性经历都在同一个性结构中，在同一个社会背景的裹胁下升降沉浮、滚滚向前。

　　很多人的悲欢离合或事业成败以性的突发事件为契机，影响深刻、终生不灭。例如，一位突然夜归者发现妻子与情人在床上，于是杀了这两人然后自杀；而另一位遇见同样的情况，则转身去找自己的情人同住，并约好这４人明晨欢聚早餐、各自上班。你对这件事怎样评判呢？你能说得出这是一种什么思想背景、什么心理状态、什么伦理道德、什么善恶是非吗？你若是当事人打算怎么办？你的想法和做法正确吗？这种事件会不会影响你的性经历的深度呢？这一系列问题应怎样在性学指引下科学正确地处置呢？

　　人的性经历是依序按着生理、心理、伦理这三个层次发展的。胎儿在子宫里就会有阴茎勃起、青春期后的遗精和月经、老年人的更年期和阳萎等等，都是性生理的经历；儿童朦胧的性兴趣、少年的青春恋和青年的恋爱则是性心理的经历；婚姻、情人、失偶等等则是性伦理的经历。这三层变化叠加在一起，随年龄而积淀下越来越深的性经历。

　　人类性经历的历程常是非常坎坷的。他要带着种种性问题和性苦恼与性伴斗智；他要面临无数的的性无知、性愚昧、性歧视、性伪善、性欺诈、性暴力。所有的“性乌云”把大地盖得严严实实。谁若想偷得一点儿性乐的阳光，就常有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浇得人狼狈不堪。人可以纵情谈论大吃大喝的欢乐，却不能些许透露大性大爱的幸福。性高潮的美妙经历只有几秒钟，而性磨难的痛苦经历则可能持续终生。

　　比同性爱者更奇特的是双性爱者的性经历。大多数双性爱者不管按金西分类是哪一级，都喜欢把自己定位是异性爱者，使异性爱者的数目大增。这是因为双性爱者可以像异性爱者那样随着大流结婚生子，可以终生不发生一次同性性行为，或偶然有几次也浅尝辄止。但是?一旦有机会“开发”他们，如环境所迫或有人“教唆”，他们就会主动发生同性性行为，兴冲冲地干起来，像有了毒瘾那样一发不可收拾。尤其是在偏于绝对同性爱的双性爱级别中，他们直接被调查者认为是同性爱者。然而，真正的绝对异性爱者对同性是毫无“性趣”的，他们可以被强迫进行同性性行为，但也不过敷衍了事，甚至有厌恶感。有厌恶感并不是品德好坏，而是“先天厌恶”。性学家们只通过粗浅的问卷调查是挖不出双性爱者的天性、得不到准确数字的，这也就是双性爱者被认为少之又少的原因。

　　能够“男女皆宜”、“左右开弓”的双性爱者就像化学中“酸碱两极”之间的“盐”一样，对社会的稳定和进步有缓冲和促进的作用（当然应避免其“艾滋病风险”）。目前，双性爱在社会上还没有显山露水，但随着性经历课题的深入开发，在性学研究中可能会冒出双性爱这个“新大陆”来。

　　性经历还受到暗示和先入为主的极大影响。父母如果随意指责某化妆女郎为妖精，“孝子”就可能在成年之后拒绝一切化妆女郎为性伴。父母如果在家中坦然露体、谈论性事，儿童长大后就不会因性伪善而难找性伴。学校中如果能及时而科学地讲授性学知识，学生们到社会上就不会因性盲而导致许多性苦难。媒体上如果实事求是地讨论一下“同性爱”，就能有助于解决“男男问题”和“艾滋病风险”。当前很多父母对儿童提出的性问题不会回答、胡乱回答或噤若寒蝉，甚至饱以老拳。教师们自己也不懂性学、不会进行性教育，只会在学生里狠抓情书、狠批早恋，甚至闹出男女分校的笑话来。学生们只有从性愚昧的混沌大池里汲取性经验，“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难免演出种种性悲剧、堕入性罪错的泥淖中。

　　性经历和饮食经历、嗜毒经历有相似之处，吃过一顿美味或吸过一口毒品之后，有的人印象不深、不再想念，有的人则终身难忘、时时企盼。这就导致“拼死吃河豚”或“舍命不舍毒”。性经历也因人而异、深浅不同。有的人平平淡淡，有的人轰轰烈烈，这多见于性伴执着度低、性欲烈度高的人。他们常着迷于特定的性感因素和特殊的性操作方式，一旦“上瘾”极难罢休。　　性经历是一个由浅入深、由少到多的过程。例如，有的同性爱者先开始于手淫和手交，然后在与性伴探索或“教唆”的影响下体验到口交和肛交的乐趣，甚至发展到虐恋，这就从粘皮性交扩展到粘粘性交，因饺胂站常较菰缴睢⒛岩宰园巍?

　　以上“口交和肛交的乐趣”这几个字，有的人终生不知道，因而 “艾滋病风险”也较小，所谓“无知者得益”，一旦知道了这几个字又想试着去办，那就增加了性经历、就可能丧命，写这几个字的我就成了教唆犯。万全的办法不是搞“愚民政策”，而是全面地科学地推广性学知识，使人们深入了解性爱的利弊、自知有度、好自为之。当前的情况是：没有一个合格的性学师资和教材。而回答却是：一个都不能有。“教唆无门”。阿弥陀佛，善哉！

十、性权利的掌握度

　　趋利避害是生物的共性，但因环境资源有限引起个体争相占有，这就是生存竞争。到了高等动物，进化为争权夺利。所谓权利就是权力加利益。猴群首领，有权有力，因而得以先吃先喝、“三妻四妾”、 “食、色”不愁，获利最多。一旦老衰，壮猴夺权，权利转移，老猴就丧权失利、孤死山野。到了人类则有所谓的“天赋人权”，它生来就有：从呼吸权、吃奶权（生存权），到学习权、劳动权（发展权），到婚姻权、死亡权（继代权）……各种权利无穷无尽。一句话，“权” 就是获利的潜在势能，它有时是天赋的，有时是争取的，有时被剥夺而丧失，有时被给予或霸占。掌握财权的可以钱财滚滚、掌握人权的可以美女如云。在无数权利之中最根本的是生存权，其中基本的生存权有二，即“食权”和“色权”（性权利）。

　　在原始人的山洞里，争占“食、色”二权的战斗规模尚小。随着生产力发展、剩余产品增多，导致私有制的出现和阶级分化，使女权社会转变为男权社会，使生存权、发展权、继代权的分配比重有了倾斜。男性凭着体力强壮和性器插入的优势，使战争和强暴之类的“恶” 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不民主、不平等、不自由的社会环境使女性转为弱势人群。神权、君权、族权、父权、夫权这几条大索把人类的“半边天”捆翻在地。然而，只要深重的性别压迫、阶级压迫和种族压迫略有松动，女性就可以在奥运会上拿到许多金牌。呼唤奥运精神，理应有解放女性、争取女权之义。这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可见个人和群体的自由发展互为条件。其中当然包括性自由。

　　滥用性权力不仅表现在对女性的性别压迫，更表现在性行为压迫。雄猴首领只不过“三妻四妾”，而皇帝后院却可有“粉黛三千”，多了一千倍。当前虽然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但普遍存在的婚内性强暴谁也管不了，甚至法律界还不同意有这一罪名，判案时竟下不了手。女性的肉体成了可以任意强暴的性工具，连猴王也不这么干。同性爱者被迫与异性结婚，不但是被异性强暴，同时也是被父母、媒妁和社会舆论所整体强暴了。

　　在商品社会里，任何一个“卖点”都可能与权钱相结合。权钱结合与美色交换是滥用性权利的重要形式。除了私奔者以外，有多少人在结婚前没考虑过权和钱！门当户对往往是最重要的，有无情爱则次之。恩格斯认为：专偶的一夫一妻制只以经济条件为基础，与个人性爱绝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而是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这是文明时代的特点。恩格斯当时还没有把情人、情夫、同居、单身、重婚、包二奶等列进去，否则他那个“补充”就更多。当前的卖淫者在世界范围内已成为很大的一项职业，不论男妓、女妓，不论家内、家外，不论 “地上”、“地下”，不论当局愿意不愿意，把他们称为“性事员” 已当之无愧。这比把他们称为“商业性性工作者”简练而顺口。他们本质上与炊事员、营业员、公务员、驾驶员、指战员……毫无二致，只要摘掉“有色眼镜”就可以还他们人间一员的性权利。

　　把某些家庭主妇的炊事员和性事员的双重身份结合起来考虑，就会更全面更准确地理解这一角色的内涵。当然，性事员也会随着家庭的消亡而消亡，这是历史的必然，那时候，性自由和性平等已全面实现，不再存在家庭中的“性奴隶”，步履维艰的“扫黄”事业也就大功告成了。

　　被滥用性权利所残害的弱势人群，除了妇女以外，还有儿童、老人、残疾人等等，媒体上不断有他们因受强暴、受搔扰而致伤致死的案例。人们被压抑着的强大性欲常会向最柔弱的地方溃决，造成伤害。目无道德法纪的宣泄者虎狼般地扑向“羔羊”，作案后又企图杀人灭口、销尸灭迹。为什么不早想点办法提前把这些“虎狼们”调教一下，给他们些性具当“肉”吃，让他们垫垫饥呢？令人朝思暮想的性具啊！何时才能恢复你那伟大的性权利呢？

　　与滥用性权利相对的是性权利无能，例如截瘫者、阳痿者等等。他们即便是有性伴也难以用性器相互安抚、实现性爱。这时皮皮性交、口交或用性具也可以很好地发挥替代作用。最近，“伟哥”之类的助阳药大行利市、男女争购、生意兴隆。可见阳痿患者之多，也可见他们要求施行性权利之迫切。从痿哥到伟哥，挺立的不仅仅是一个器官，还有男人的尊严与夫妻生活的快乐。追求性乐本是一种最美好的性权利，可是就在你一有性乐念头时就常被当头一棒打痿了。如果没有这一棒，不用“伟哥”也能挺，你不妨试试看。

　　若问这一“棒”来自何方神圣，还是得从人权说起。“天赋性权” 不能只理解为老天爷、大自然所赐予的性交和性爱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人类所“天然自赋”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你一生下来就掉进社会关系和社会权利的大网中，否则就不能存活。你有权在父母养育下成长、你有权在社会之网中活动，这就是你的人权，这就是你的自由（包括性自由和性权利）。正如蜘蛛有权在网上自由生活而飞虫却可能被网缠住失去自由和一切权利。可见，自由和权利总是具体的、有条件的。庄子说：只有“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才能“游无穷”。只有掌握大自然和人世间的规律，驾驳世间万物的变化，才能获得翱翔于天地之间的自由。说到性权利，有“天赋的”，如勃起的能力和作爱的需要；有“人赋的”，如性道德性法律的承诺；还有“自赋的”，如自我性压抑及其解脱。“棒打性乐”的大棒来自社会关系中封建迂腐的性观念（由某些性道德性法律具体实施），如：男女授受不亲、性前嬉戏是下流、谈论性乐更下流，自由恋爱可耻，自慰和性具可羞，七大姑八大姨来劝婚、说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独身者和找老伴者的讪笑，对同性爱者的歧视，对性美的贬抑……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社会关系的大网必然要在你的头脑中“结网”。头脑中的性愚昧、性无知、性歧视所导致的性禁锢和性放纵都会使你性“无能”、剥夺你的性权利。要找回你的性权利不必向老天要、向父母要、向政府要、向社会要，只要你树立坚定科学的性理念，就有可能抵挡住各路鬼神的当头棒喝。你不一定“众里寻他千百度”，说不定“佳人就在灯火阑珊处”。在此祝你“吃得好、性得好”。这里我把“性”字当动词用，也算是我的小小性权利吧！

　　总之，研究性爱结构（或内涵）与防治艾滋病是一项系统工程，它的方方面面都各有其质与量，质与量又各有其谱与度，要想“识谱知度”就要提倡有关性爱的科学实践和社会实践，提高大众的性文明素质和性生活质量。“水涨才能船高”，一旦性科学的水平“涨高”，诸多搁浅的性难题，包括防治艾滋病的男男问题等就可能顺流而下、迎刃而解。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提高水平顺水推舟吧！

【说明】秦士德先生，青岛大学医学院皮肤性病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