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萧乾老人

张北川

 　　萧乾老人远去了。

 　　2月12日初闻消息，我心中猛地一颤，完全不能相信。1月27日中 央电视台播出萧老九十华诞盛况（当时，江泽民主席、朱钅容基总理 等国家领导人曾以不同形式向萧老贺寿），萧老看上去较我拜谒他时 略见清减，但精神矍铄。记得98年生日前夕，萧老给我信的末尾，文 洁若先生（萧老夫人，著名翻译家）附言谈及萧老健康情况：“只要不离开病房，他完全可以活到一百岁。”……然而，萧老确是遽然远去了！

 　　萧老与我相识，可说半是必然，半是偶然。艾滋病对中国大众健康的严峻威胁，不同时代各自与特殊人士的接触经历，促成了萧老与 我的交往。

 　　萧老40年代初在英国剑桥大学进行文学研究，主要研究对象中有20世纪英国小说界三大师之一的福斯特。身为同性爱者的福氏尚在， 年青的萧乾先生与福氏建立了深厚友谊。福氏曾让萧乾先生读过待自 己百年之后才付印出版的小说《莫瑞斯》的手稿。尽管是同性爱小说， 但萧乾先生当时即无成见地评价说：“这是一本健康的书。”1992年， 萧老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唉，同性恋》（又见《萧乾散文精编》）， 回顾了自己见过的同性爱者及法国进步作家、同性爱者纪德等的情况。 萧老明确提到了艾滋病，讲到对同性爱者“应寄予同情”，“不应歧 视他们”。他强调，同性爱是个“扎手的题目”，尽管谈论“它并不 色情诲淫”，但许多人“讳莫如深。我认为正确的唯物主义的态度是 应该摊开谈谈，并取得正确的共识。”据我所知，具有重大世界影响 的当代中国文化名人中，萧老是正面认真论及艾滋病和同性爱问题的 第一人。

 　　我是从事性病艾滋病专业的医生，也有过与同性爱者相处的特殊际遇。专业和经历引导我走上对易于感染艾滋病的人群的研究之路。 1994年夏，我出版了专门研讨同性爱现象的理论著作《同性爱》（书 中也大量涉及艾滋病和对艾滋病的思辨）。由于该书的科学价值， 《中国日报》做了报道，并引起萧老注意。不久，北京从事艾滋病工 作的同仁代我把书呈送萧老。同月，我收到萧老的第一封信。萧老写 道，艾滋病、同性爱问题“确实是一应当注意的社会问题，希望能逐 渐克服成见，引起广泛注意。”12月初，我在京开会期间，一国际着 名媒体的驻华记者采访我。访谈结束，女记者拿出我的书并告我说， 书是从萧老家拿到的，如果我题上字，“萧老会很高兴。”萧老长我 近40岁，是对20世纪中国文坛有重大影响的数位耆宿之一。用冰心老 人的话说，萧老在文学创作上的“多才多艺”，“在中国文坛上，是 罕见的。”85岁的萧老，对艾滋病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关注，使我深为 感动。那位记者的话语，则让我看到萧老不平凡的质朴和谦冲。

 　　95年元旦前日，针对我的信，萧老复信道：他拟把艾滋病与同性 爱“这个问题正文提出，并大声疾呼引起关注。”“我自己并非同性 恋者，所以便当多了。在防制AIDS的今天，这问题不能再藏藏躲躲了。” 86岁华诞后的第三天，萧老给我信中又写道，他正“忙于二次大战文”， “日夜在赶文，如有资料仍望寄。”5月1日，萧老完成了《一个值得 正视的社会问题──同性爱（张北川著）读后》。萧老把手稿寄我时 附信写道：“我因实在太忙（忙完《尤利西斯》又忙二战），同性恋 文始终未能动笔。现在才写了此小文，主要作为大著的介绍。请阅后 （不妥处请尽管改）代我寄出为感……至此，我完了一个心事。”萧 老在文中列举了我国近年来有关认识进步的重大事件，他评价说： “这标志着我国对这一现象已采取了开明的态度，表现出开放的中国 力图克服固有成见，做与现代社会并驾齐驱的努力。”萧老介绍了我 国艾滋病流行的严峻前景，提到了应当对同性爱人群“给以理解”。 他写道：“我写此短文，目的不外乎在呼吁大家……把这个问题重视 起来，并促使它早日获得妥善解决。”不久，萧老和文先生不辞麻烦， 先后寄给我刊登该文的香港《文汇报》、大陆《文汇报》及转载该文 的报纸。萧老在信中写道：“至此，我大概对这社会问题已尽了点心。 今后将埋头平日写作。这方面希望有中年人出来呼吁。” 

　　96年春，我完成了对一个异性爱艾滋病易感人群的科研报告，并 寄萧老。全国政协会后，萧老信中讲到，他“年事已高(86岁)”，会 议期间把我的报告撛阶閿递交了有关部门。想到萧老的高龄和给他添 的麻烦，我颇为不安。这年夏季，我在赴京开会时拜会了萧老。

 　　步入萧老家中，首先令我惊讶的是客厅的狭小和藏书之多（尽管 萧老以往的绝大部分藏书在文革中被毁弃、掠去了）。墙壁上安装了 一个个放书的搁板，乍看上去，墙壁成了书架。除去紧紧靠拢的沙发 和窄窄的走道外，房间里其它地方几乎都是书（以后知道，有关部门 曾几次安排萧老搬到部长楼去住，但萧老和文先生都谢绝了）。与萧 老相对，很难使人想到面前慈眉善目的长者从30年代后期起就叱吒文 坛。年近九秩的萧老身体孱弱，但见到后进造访仍非常热诚，没有一 点矜持、敷衍，使人想到前人的“如坐春风”一词。谈话中，萧老和 文先生的风范，给我了深刻印象。萧老曾在不止一篇文章中写道：他 曾“对自己发誓要‘跑好人生这最后一圈。”看到萧老身体状况，联 想他在媒体上不断发表的一篇篇文章，特别是想到他对人们普遍“不 屑于”提及的艾滋病与同性爱问题的关注，我知道了老人是如何艰难 地使自己的晚年焕发出光与热以感召世人的。告辞时，萧老连连拱手 作别。那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后来，我又知道，萧老曾因肾结石 手术时，被误切了并无疾病的肾，而保留的病肾最终引起了肾功能衰 竭。萧老的经历，使我怵惕。作为医生，病人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 我们有责任不断自我鞭策啊！相当一段时日，我的工作面临重大阻力。 在艰难跋涉中，每每想起身边有无数鼓励、关怀的目光──包括萧老 温暖的目光──在注视着我，我就感到了力量。

　　97年，文先生寄我了萧老以往的题字：“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 假话。”承萧老和文先生眷顾，我几次收到萧老大作和手稿。每每见 到二位老人文字，我都感到心暖。萧老和文先生均非我卫生界人，亦 与我的研究毫无关联。如此对待后进，展现了他们对人类充满博爱的 心灵。得知萧老西去的消息，我又一次拜读了萧老和文先生赠我的自 传《未带地图的旅人》、《我与萧乾》等著作。两位先生历尽坎坷但九死不悔的爱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他们所阐释的思想，使我多次想到，有这许多热爱人类、坚守良知的灵魂在，我们的国家和事业大有 希望。

　  萧老去了。但字仍在，文仍在，书仍在，思想仍在。他将与敬爱他并热爱人类的人们长久生活在一起。   

　　写于1999年春节期间 【说明】萧乾先生是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我国著名作家、记者、翻译家。生前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作家协会顾问、全国政协常委等。 1999年2月11日去世，终年90岁。曾出版400多万字中文著作和多种英文著作，并翻译多种英文著作。他去世时，朱钅容基等国家领导人向文先生及其家人表示了哀悼。